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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研究┃随亲就读:教师子女的一种形塑逻辑——基于N小学R学生的个案研究

    阮国谱 2019-09-24 14:1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Y0MzM4NQ==&mid=2650448584&idx=1&sn=9c49cc87751767d7962f8f51046d9d88&chksm=82c9461eb5becf08dd6f8f943001a7820cffa0ba27341ac7c57d266a8daefafe8cbbf5be5802&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69305902770&sharer_shareid=706a641a2e6e23f966142bb0a99418c9&pass_ticket=KYlc30EUmT5XS6ZdgiIwMnkY7K5D0X2mxShK%2BvodgMcRF37GazaiP5uf0EOu90Wq#rd

    随亲就读:教师子女的一种形塑逻辑 ——基于N小学R学生的个案研究
    张鹏飞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    要:随亲就读作为教师子女的一种受教育方式,因为父母所持一定代表支配阶层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在学校场域占据优势地位。这一优势源于家庭教育和主流教养文化的合谋,在学校场域中则表现为教师子女公共身份的集中、社交空间的延伸和课堂教学对劣势文化持有者记忆的主动撰写。但另一方面,随亲就读的教育方式因“家长”和“教师”、“学生”和“子女”角色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过度集中,使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情与理的纠缠、公与私的矛盾。本研究以社会学为视角,通过呈现随亲就读教师子女的学校日常,试图展示教育再生产的运作机制,明晰优势文化持有者的形塑逻辑。

    关键词:教师子女; 学校场域; 布迪厄; 随亲就读; 教育再生产

    作者简介: 张鹏飞,男,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014)。


    一、引言


    随亲就读是指教师将子女放在自己班上教育的现象,一般语文、数学老师居多。随着我国教师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教师队伍的持续完善,教师子女也因此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于教师子女教育的观点,有人认为,教师在子女教育上并不占优势,反而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作琐碎等特点而使子女处于“灯下黑”的尴尬境地。[1]但也有研究者调查显示,教师子女学业表现普遍优于其他群体:教师子女获奖人次“占同类获奖人次的72.6%,地市级以下获奖人次在总人次中占绝对优势”,[2]教师子女普遍表现出高学业成就、优秀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理性选择的能力。教师子女是如何在“灯下黑”劣势局面中行动,反转不利地位而占据同伴群体中普遍的优势地位的呢?“教师子女”之所以特殊,关键在“教师”,所以要透彻了解“教师子女”的学业成就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深层原因,就必须要从教师入手:第一,明确教师的现实处境;第二,明晰“教师”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研究者通过对教师学校日常生活的梳理和学校运作机制的洞察,发现教师的学校生活处于空间分割和时间切割的异化状态,影响了教师作为“师者”的存在感和幸福感,[3]李新翠对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调查研究表明,教师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加班时间占总体工作时间约16%,七成以上教师存在晚上1-5小时不等的加班现象,“教师个人时间占比太小”,[4]王富伟等的研究显示,“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琐碎而又繁忙,以致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自主学习”。[5]所以关于教师处境的研究,一般都以教师作为“弱势群体”的结论而告终。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教师工作的繁忙和杂乱并不利于其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
    关于教师的身份问题,我们用布迪厄的理论来分析教师所持有资本的结构和数量、拥有的性情倾向和所属阶层加以明晰。在文化资本上,中小学教师持有的文化资本多于一般社会阶层但少于如大学教授或思想家等精英群体所持的文化资本,属于中间阶层;在经济和社会资本上,中小学教师在中间阶层的底层。为了抵制被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丰富者支配的危险,中小学教师努力增加其文化资本,表现出向支配阶层文化靠拢的倾向;[6]中小学教师收入在所有行列中排名靠后,但其社会声望处于所有职业的中上层,且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所以文化资本丰富;[7]还有研究认为,教师属于“半支配阶层半公共知识分子”,是支配阶层中的被支配者,并“有限担当支配阶层代言人”。[8]从阶层划分上来看,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在经济资本上处于社会底层,而在文化资本上处于中上层或向中上层靠拢,属于文化资本上的优势阶层;教师处于支配阶层的底层,属于“半支配阶层”。
    然而,我们发现上述关于教师阶层的分析是通过把各个群体抽离了他们的实践场域而进行的平面化比较。事实上,不同场域所认同的资本类型的差异性会使不属于该场域的资本类型贬值甚至没有价值。尽管教师在同等阶层中占有比较少的经济资本,但进入学校这一以文化资本为“通货”的场域,教师所持文化资本的能量要远大于同等阶层占有的经济资本。同时,为防止其他类型资本的威胁,他们会在学校场域内部将自身所持文化资本转化为一种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即私人关系,来稳固其在学校场域的话语权力。
    二、个案背景


    “要想理解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以及正在扮演的各个角色的重要性和意义;而要理解这些角色,我们又必须理解(这些角色所属的)各种制度。”[9]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行动者实践的意图才成为可能,普遍性的静态理论并不能合理地解释构成中的历史。为了深度了解教师子女在随亲就读时的学校行动规则,本研究选取了一位小学三年级随亲就读的8岁女性学生小R,通过梳理其家庭教育历程、追溯其择校历史、观察其课内课外表现和访谈其母亲H老师,试图考察其作为特定角色——随亲就读的教师子女——的形塑逻辑。
    小R是一名N小学三年级的8岁女生,独生子女,父亲是本县教育局行政人员,38岁,母亲H教师是N小学一名语文教师,36岁。二人均为大专师范学历。2012年以前,二人在该县一所村小任教,因教学成绩突出,H教师被调往N小学任教,丈夫被调至该县教育局担任行政人员。小R的爷爷奶奶住在老家农村,因为对小R的教育理念和N教师有差异,所以只是偶尔来县城探望小R一家。她(小R)上幼儿园上得很早,两岁多就上幼儿园了。因为当时我刚上来(到本校任教),我们大家都很忙,然后她奶奶带她,她就跟着那些捡垃圾的老太婆每天在大街上晃悠,每天回来说的就是哪个老太婆捡了几个垃圾瓶,谁和谁又在争垃圾瓶,当时我们马上就把她送幼儿园去了……还有,跟老人住在一起,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她老是护(孩子)。(孩子)惯不得。[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小R交由奶奶看管能很好地缓解H教师夫妇的工作压力,但隔代教育的弊端也非常明显,这对于H教师夫妇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的选择是将老人送回老家,自己负责照顾小R。直至后来把小R放自己班带,部分还是出于方便照顾的需要。对于工作繁忙、精力分散的教师来说,这既是一种主动选择,又是一种被动的适应。N小学在该县属于优质小学,正式在编教师155人,临聘和后勤教师43人,共计198人;小学部有3200余名学生,超过半数为留守学生。该校每个年级有10个平行班,每班约有50名学生。小R所在班有57名学生,其留守情况和父母职业类别如下表。表1 小R所在班级学生家庭构成

    从父母职业类别来看,相对来讲,小R持有丰富的文化资本,这是她在同伴群体中相对的优势条件。而如何激活文化资本,使它们在小R的学校生活中不断积累,还要从其入场之前已具备的家庭文化资本和与代表支配阶层文化的学校合谋说起。
    三、作为教师的“特权”


    布迪厄认为,在某一场域,持有不同资本的个体以各自拥有的惯习在该场域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同时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做他们认为“唯一要做的事”。[10]这一行动也是形成区分高雅文化与中下阶层文化和再生产不同社会阶层的根本动力。 (一)教师家庭与支配阶层的合谋 1.教师与学校的合谋。学校组织是内化并传递支配阶层文化的公共机构,教师正是这一机构中承载、传递支配文化的主力军。我们习惯将社会资本称之为“关系”。教师既是学校组织成员,又是构成支配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在学校场域占据着文化优势地位。“社会资本的数量是由行动者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决定的。”[11]同时,他们将自身所持文化资本转化为一种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即私人关系,来稳固其在学校场域的话语权力。
    你在这个学校教书,你的人缘、关系都要好一些。假如你班上老师的都是给你打招呼的,你说,多了你怎么照顾?是不是?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在这个学校里教,你又没有住在下面(指该县最好的公立小学附近),你何必呢?还有,一个班上那种关系户多了的话,你打招呼也不起作用,是不是?除非你的孩子很优秀,训练的机会就多。[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因此,教师在子女教育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多的选择权。小R幼儿园毕业一年后,H教师和另一位青年女性W教师 (1) 与校方协商决定,她们分别任小R小学阶段所在班班主任与副班主任,期间不借调至校内或校外其他岗位。
    开始我也不想放自己班上。因为当时不好选择(班级),然后他爸让我自己教,然后呢,我当时说我不教,Y校长也说让我自己教。我们学校有个传统嘛,很多人都是自己教。不过我这个时间有点长,从一年级就开始了。[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对于H教师来说,无论结果如何,她都有选择的权力。此时的H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同时拥有了另一个角色:家长。从其作为家长的角度来看,自然比其他家长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因为她获得了其他家长不能获得的干预子女学校日常学习、生活的权力。她最终的选择使小R个人获得了这一场域“最优质”的文化资本。作为小R所属群体的其他个体来讲,并没有同等获取到该资源的机会,相反地,丧失了一些获取优质资源的机会。后面我们将分析到这一点。
    2.教师家庭与优势文化合谋。Lin将家庭背景称之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及经济地位相关,个体所获优质资源的程度则和先赋性资本的丰富程度呈正相关。[12]家庭教育对子女产生的正面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让子女习得尽可能多的真理性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以家庭教育内容与优势文化的契合程度为标准。“作为文化资本,它们的价值随主教育行动强加的文化专断和不同集团或阶级中家庭教育行动灌输的文化专断之间的距离大小而变化。”[13]质言之,占支配地位的优势文化从绝对意义上支配着承认其合法性的所有阶层,而由支配阶层所引领的优势文化决定着主流教养文化的方向。无论如何,教师本身就是系统接受优势文化的载体,是认同、占有和传递支配阶层文化的群体,所以也是理所当然的优势文化的持有者,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将代表支配阶层的优势文化传递给家庭组织成员既是教师所持文化的惯性使然,也是教师具有的先在优势。“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14]
    她有个习惯就是从三岁开始,我们家就买了很多书,三岁开始每天晚上都讲故事,每天晚上至少讲三个(故事),讲着讲着她自己就会了,她只看图,然后她不看书,因为她不认识字,她只看图,然后她自己就编,那个时候天天都坚持的。[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
    对于每一个行动者来说,家庭教育的文化倾向都初始性地塑造了他们日后的行动倾向。“因为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结构(随意)推举的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人们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公共机构中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15]小R所代表的群体接受的家庭教育文化和作为支配阶级的学校的文化一致性为其迅速适应学校场域的行动逻辑做了充分的准备,支配阶层的文化规训以时间上更早、内容上更规范的姿态入主家庭教育。
    (二)教师子女公共身份的集中 家庭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会间接导致学生学校教育获得的不平等。家庭资本丰富的学生形成的惯习和学校主导文化具有结构上的内在一致性,而家庭资本有限的学生则因为“先天”的异质性游离于优势文化的边缘。1.课代表的权威。以班长、课代表、小组长等组成的班干部组织是维持班级正常秩序和运转的重要力量,也是支配阶层官僚制在学生群体中的成功复制,“学生干部”的公共身份的获得,势必形成学生群体的地位差异。在“学生干部”即“优秀学生”模糊对应的主流价值引导下,地位差异群体中的“高位”也就成为稀缺品。这种稀缺品的分配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仍然倾斜于优势文化的持有者。小R的课代表权威一部分来源于学校和班主任教师制度化的认可,另一部分来源于优秀的课业成就为课代表权威提供了合法性。
    小R和另一个大组长站在讲桌旁边,讲桌上放着两大摞数学作业。她嘴里默数手中数学作业本本数,不时抬头看看还在补作业的学生(四五个)。数完后,小R对他们抱怨喊道:“你们快点嘛,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到现在才补作业,再不交我抱起走了。”他们没有回应,但看起来更加紧张。[2018.4.10上午第一节课课间,小R教室观察记录]
    “班干部运用权力话语的过程就是班干部权力形成的过程。”[16]通过对支配阶层文化的复制和特权阶级权力的继承,支配阶层学生成功地融入支配阶级序列中;通过对权力话语的不断重复,他们的权威意识也在不断强化,尽管起初他们所表现的这种意识还比较薄弱。
    2.节目演出的主角。学校作为承载、传递和分配、复制支配阶层文化的公共机构,在支配阶层内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也会分享支配阶层相应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仅限于支配阶层内部的。而学校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举办选拔性的考试,另外还有一些选拔性的节目演出。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教师,从节目类型的选择、参加人数的规模到演员的确定,都具有决定权。
    你自己在这个学校的话,怎么说呢?培养她的时候,训练的机会就要多一点。我们学校这一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比如说,像教师节表演,是在全校选学生,基本上能行的一般都要给这个机会。……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反正就是有机会,让孩子得到锻炼。[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
    显然,表演的节目被也因被赋予同等的权力而成为教育场域的稀缺资源,不同阶层的参与者都开始争夺它的参与权。在庆祝活动增多和公平参与的倡导下,各个阶层的参与机会普遍增多,普通的参与权被稀释为缺乏权力象征的群众性活动,特权阶层转而将目标瞄准了节目中核心角色扮演权的争夺。
    Z:喜欢排节目吗?R:NO.Z:为什么?R:要做很多很多动作。你想想,我排过很多次节目对不对?脑袋里需要记住很多很多音乐、很多很多诗句、很多很多动作。Z:是不是每次演节目你都要参加?R:对呀。因为我跳舞,每次节目都有跳舞,然后我们班上三个跳舞的就是头。Z:你每次都是头?R:YES.Z:你觉得好吗?R:挺好的。可以带领他们。[2018.05.18-002办公室观察小R和Z老师聊天记录]
    (三)教师子女社交空间的延伸 无论行动者身处什么场域,权力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在任何程度上开放,而是要以特定场域内行动者所持的资本构成与资本数量为依据。换句话说,不同资本持有者在特定场域内对权力空间的识别能力和探索能力是有差异的。对于弱势文化群体,由于自身持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贫乏,学校场域对他们开放的空间只有课堂学习,他们并没有权限和能力去探索课堂学习之外隐匿的权力空间,优势文化占有者的境遇则恰好与之相反。1.谁能做朋友。优势文化持有者在朋友的选择上有着明确的标准,这种标准一般和优势文化所强调和认同的较为符合。具体到学校场域,当学校强调什么样的价值和选拔取向,优势文化持有者则更倾向于认同并接受该取向为自己的行动原则。正如当被问及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时,小R的回答是“学习好的”。
    Z:为什么不喜欢和成绩不好的人做朋友?R:他(们)会把我带坏。Z:谁给你说的?R:心里这样想的……因为我和成绩不好的人(做朋友)的话,我们班上成绩不好的人习性也就不好。Z:成绩不好的人习性也就不好?R:喜欢打架,男的就是喜欢打架什么玩意,女的成绩不好就是爱骂人。Z:爱骂人?那有没有那种虽然成绩不好但人很好的?R:(沉默,思考状)Z:没有发现?R:(沉默)……[2018.05.18-002办公室观察小R和Z老师聊天记录]
    在强调学业成就至上的学校场域内,优势文化持有者选择朋友的标准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并不一致:简单却直接地以学业成绩好坏为标准。从小R的沉默来看,她并不习惯于从学业成绩差的学生当中去寻找可以做朋友的人,因为她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告诉她,除了成绩还有其他标准可以评价一个人。因此,她将成绩和习性划了等号。把学业成就和习性联系在一起作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是小R选择朋友的原则,同时反向印证了在她背后支配阶层选拔后继者的行动逻辑。总之,小R持有的资本决定了她社交空间的取向和大小。
    2.办公室里的“朋友”。办公室是教师办公和休息的独立空间,也是教师角色转换最频繁的地方,它是学校场域中教师从“教师”角色切换为“人”的角色的有限的后台:当有学生介入时,教师的身份又会从“人”切换为“教师”;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介入的学生是教师子女时,“人”的角色通常会转变为朋友角色。教师与教师子女的交流在语言、态度上和其他学生有着质的差别。
    Z:你犯过错吗?R:你觉得犯错正常吗?Z:正常呀,每个人都会犯错,Z老师(指自己)也经常犯错。R:假如我犯错了,你会打我吗?Z:如果我带你课就说不准,但是我不带你课我肯定不会。而且还要看你犯得是什么错。R:如果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错误呢?Z:看这个性质严不严重,如果性质严重那就视情况而定喽。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嘛。R:假如……[2018.05.18-003办公室观察小R和Z老师聊天记录]
    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会明显影响到教师在师生互动中的言语表达和行为特征,办公室中的师生互动同样会呈现出与课堂教学中师生活动相似的场景。小R持有的社会资源为她在办公室得到其他教师肯定性、商议性、民主性的语言交流提供了保证,相对平等的身份内在地发展了与权威角色进行交流的技能,她在学校教育的获得从课堂教学延伸到了办公室这一地缘空间。
    (四)劣势文化群体记忆的被动撰写 课堂教学是学校运转的关键环节,也是优势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即便位于同一个地理空间,持有不同资本的个体也会呈现出不同样态。伯恩斯坦认为,话语是一种超出简单句意组合、使用中有一定文化规则的语言,能彰显言说者的话语形式和所在的社会阶层,[17]“教师是具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语行为更多的是属于精密性符码,体现出规范性特征。”[18]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虽然向所有人都平等地传递了知识,但接收者的文化资本差异对知识的识别程度并不一致,最终复制了阶层差异。[19]弱势文化群体在学校学习中会不断“见证”优势文化持有者的脱颖而出并不断内化这一过程发生的自然性。“优生”的形象产生了,这种形象的占有者会通过课堂教学持续地巩固和深化所属群体对这一形象的记忆以保持其优势地位。
    表2 H教师语文课堂观察记录·儿童诗《太阳是大家的》(2018.05.10-001)


    不同资本持有者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不同的活跃程度,弱势文化群体因为语言、行为等方面与优势文化上的差距而始终不能在课堂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们大多被剥夺了在主导文化及能力获得方面的系统训练的机会,被置于一种更为简单的课程中,他们还受到鼓励,从而内化了学校关于他们没有文化能力的定义。”[20]明显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小R同伴群体,至少是同班群体“不可逾越”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确立了劣势文化持有者对优势文化持有者“优秀”的默认,但同时也为自己和“优秀”之间构筑了一道隐形的屏障,而这种屏障塑造了他们不可能超越“优秀”的距离感,正如当被问及“你们班谁是好学生?”的时候,他们都能很一致地说出某个或某几个学生的名字,而当被问及“你能当好学生吗?”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更多是尴尬和不好意思地笑而非自信一样。学习、节目演出上的“领袖”和课业上的“领导”是优势文化群体对弱势文化群体的积极性的垄断,也是优势文化群体对弱势文化群体记忆的主动撰写。
    四、双重角色的纠葛 教师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最重要地扮演着面对受教育者时作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角色和面对同事时“人”的角色。[21]就教师子女而言,父亲(或母亲)既是家庭的权威角色,又是学校的权威角色;而对于教师来说,自己既要以权威的角色去干预子女的学校生活,又要以父亲(或母亲)的角色关爱子女,这种双重、双向矛盾构成了双方角色转换的巨大张力,同时也构成了二者既亲近又疏离、既紧张又放松的微妙关系。随亲就读的教育方式进一步将这种张力扩大化,教师在其中既要面临情与理的纠缠,又要遭受公与私的矛盾。 (一)情与理的纠缠 对于子女随亲就读的教师来说,他们的角色已经超出了需要在不同时间表现出不同角色的转换,而是要忍受同一时间表现出不同角色的纠葛:“作为家长的教师”与“作为教师的家长”。虽然这对于成人来说并不具有挑战性,但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R在自己班上就读)但我觉得还是各有利弊,优缺点都很明显。……不是你转变不过来角色,是她改变不过来角色……我上课的话,她总爱和我辩嘴。你知道她嘴巴很厉害,这是最大的弱点……其他的她也不会,那个反驳,她平时跟我说多了之后就会找问题,她就要找你的麻烦,就要说哦。[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
    这也许就是H教师不愿意“放自己班上”的原因。尽管她承认“辩嘴”和“语文学的不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反驳”性地私下交流也经常发生,但这也是造成“麻烦”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与拉鲁调查的支配阶层家庭中出现的“无休止”的辩论和商议的情景有惊人的相似。出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为了维护“作为教师的母亲”这一形象,H教师要求小R在学校必须用“H教师”而非“妈妈”来称呼她,因为她深知,要使小R在学业上获得成功,作为小R班主任的自己就必须树立自己在教育上的绝对权威,因为“不通过教育权威实施教育行动的想法,在逻辑学上是矛盾的,在社会学上是行不通的。”[22]这一权威的维护首先从作为教师的称呼开始,课堂教学中则表现出与其他人同样的“严格”和“一视同仁”。然而,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初始社会化个体的压抑并不能对他们产生预期的影响。即便H教师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小R的角色思维定势并不能在学校场域内将她看成“纯粹的”H教师而无视“妈妈”的成分。
    ……我放自己班上,她对我个人来说,她有一点油(指淘气),但是W老师上(数学)课,她就挺听话的……现在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七点她才起来,八点才能到教室。假如是W老师的课,她基本上就不会迟到,她会快一点。这就是弱点,我的课她不着急。[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于是,在课堂教学中,H教师并不会给予小R以母亲身份展示出来的关心,正如她所说,“我和W老师从来在班里没有给她以什么优惠的条件,让她有什么优越感”,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来进行课堂教学,尽管这是一种有限度的一视同仁。
    (二)公与私的矛盾 抛开对支配阶层文化运作机制的分析,H教师本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她并不会容忍自己只关照有“关系”的个别人,而是会从整体着手,提高尽可能多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成绩靠后的学生。
    用我们教书的眼光来看的话,(一个班)假如两极分化太严重的话,作为老师我们一般都要,看的是整体吧。你老是想把后面的管起来,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样对好成绩是不利的,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好像就是不能学好的我们使劲在拉,使劲在推,让他上去,其实这对前半部分的孩子是不利成长的,特别是到期末,你反复重复、反复重复,所以为什么到期末的时候那个好的越考越差,就是这个原因喽。你老想去把后面那一截抓起来。那个M市有个“5%”,就是一个班有5%你不用教,你就这样讲不管他们,他们也会;那么,还有5%,你再怎么管他也管不起来,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管的最后那5%,经常最后在为那最后5%在生气,我们往往忽略的就是中间这90%,特别是靠后的那20%、30%。[2018.10.26-158访谈H教师记录]
    H教师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学生的发展,认为教师过分关注于学业成就靠后的学生而间接导致中等生和优生“越考越差”,但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最后那5%”还是教师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因此,她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既想让自己已经名列前茅的子女继续保持优势,又想打破这种局势,让全班整体发展。换言之,如何在提高全班整体学业水平(尤其是学业成就靠后学生的学业水平)和促进作为成绩优秀者的小R仍然保持优势之间取得平衡,成为H教师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她的问题。
    五、结语


    总而言之,随亲就读教师子女在进入学校场域前就已经在家庭教育中获得了优势文化的资本和性情倾向,家庭教育赋予他们文化资本的优势在进入学校场域后,不论是课堂内的学习,或是学校节目演出的参与,还是课堂外的社交,都与弱势文化群体之间形成明显对比并逐渐拉开差距。然而,事物总是带着两面性。首先,随亲就读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使学生和教师双方及时切换角色,导致教师角色在家庭中的延续和家庭生活学校化,学生非理性能力获得受到压抑。其次,随亲就读的教育方式容易出现极端情况——对一些教师子女来说,当对主流教育文化的驯服与努力并没有获得期望的成效时,他们对自我的否定与对优势文化的反叛会在学习上以“无所谓”的倦怠表现出来。再次,随亲就读的教育方式既人为地制造了学生群体分布的“金字塔”模型,以必定牺牲一部分人的教育参与机会来达成另一部分人的目的实现;同时还使追求全体学生“整体性”发展的教师陷入情与理的纠缠、公与私的矛盾。因此,随亲就读的教育方式不论是对作为教师的家长还是对作为学生的子女来说,都是一种过早、过度与支配阶层文化“联姻”的冒险主义,尽管这种行为可能达到诱人的效果。在这种意义上讲,古人提出的“易子而教”对当下的随亲就读现象确有现实意义。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教育者既然能清楚地认识到随亲就读这种教育方式是利弊共存,就应该试图从提高整体学习水平来达到促进个体发展的思路着手。正如H教师自己所说的:有好多时候你说喜欢,怎么个喜欢,都是在一定成功之后她才会越来越喜欢的……所以有时候学了之后让她去表现,给她表现的机会,她觉得才有成功感,他才会去坚持。[2018.01.26-001访谈H教师记录]既然能意识到学校场域教育参与机会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就应该努力去减少不平等,努力创建一种所有学习者都有机会参与的学习方式,而非金字塔型的差序参与方式;同时,创建一个合作的学习环境,而非一个竞争的学习环境,让所有学习者都有机会参与,让所有的学习者都能体验到成功感。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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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国谱 2019-09-24 14:23
    学习科研课题的方法很重要,大量研究案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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