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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中国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1 张磊 2019-09-28 18:15

    一百年前,中国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一百年前,中国教育的根本是什么?

    七十多年前,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世界文化的三大体系,即人对物的西方文化,人对人的中国文化和人对自身的印度文化。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屋破漏雨了,西方人便将旧屋子拆除,另建新屋;中国人翻新旧屋,以求不漏;印度人则努力消除修建房子的欲望。”

    中国教育的根本,还要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上求。

    合理地求生活,是中国人典型的文化特质。因为这种合理地求生活的文化特质,而开发出了最早的理性。

    教育本身是面向未来的,是为人即将面对的未来做准备的。面对未来,每个人都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要把生活经营成什么样子?他需要人本身有基本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第二问题是如何把生活经营成那个样子,他需要人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毋庸置疑,一百年前,或者说两年多年来的中国教育全身心的在解决第一问。也就是“面对未来生活,要把未来生活经营成什么样”的问题。

    一、固守根本的中国教育何以“行”

    孔子以来的从“恰好”出发的教育,相信人对于这种“恰好”的追求完全可以出于本能,教育之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断然不能去妨害它、约束它、搅乱它。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不断地为人们举各个领域,各种情况下“恰好”的生动、鲜活的例子。而不是以枯燥的教训方式教育人。而后,循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路,孔子探索出了通过礼乐来教化人的中国教育之路。

    正因为中国教育是从第一问题出发的,经由孔子建构起了完备地系统。特别是教育第一问题的中国答案——恰好,使得中国尽早从情理出发形成了人生行谊的教育。也由此,有了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弊端。

    进化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一个生物种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做出了某种特殊的选择。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优劣对错,只不过中国文化因为这种理性的选择,创造了几千年不曾中断和消逝的历史奇迹。

    二、固守根本的中国教育何以又“不行”

    孔子之后,再无孔子。再也没有人认真研究和发展过中国教育所解决的这个第一问题,自然也再也没有人在解决第一问题的效果上做过优化和创新。反倒是孔子的方法不断的被机械化、僵化。礼乐本身的路子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到了近代,️又由于对西洋文化的引入,试图用西洋教育的一套——原本是解决教育第二问题的做法,来解决这第一问题,便更加的不行了

    一种文化要发展,首要的条件是新陈代谢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中国文化的过早理性,特别是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如同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游的一个总闸一般,所有的文化源流都经过他,才得以流传下来。再加上两千多封建历史的不断神圣化,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人类理性,成为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制高点。后来的中国人,只有合理解释神圣的份,鲜有创造神奇的机会和可能。

    “合理的生活”这种理性,很难用具体的概念和法则来表述与约束。《论语》中,孔子向不同的弟子讲过孝的不同标准和表现,孔子所讲的那些孝,都是相对与特定人而言的恰到好处的孝。因为后人难以超越,只能在解释神圣的过程中,使神圣僵化。慢慢的,人们忘记了理性的初衷是“合理的生活”,错把往圣先贤的做法当法则去机械执行。

    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强大的发展落差让中国人产生“知不足而后学”的强烈冲动。这种盲目的学习,更是丢掉了“合理的生活”的初衷,而将眼光盯到教育的第二问题上。知识、能力成为教育的重心,加速了中国教育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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